随着我国“双碳”战略向纵深推进、“无废城市”建设迈入常态化攻坚阶段，固体废物处置领域正逐步摆脱“单一处置、各自为战”的传统困境，“协同处置、资源循环”已成为破解固废处置难题、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导向。其中，垃圾焚烧作为我国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的主流路径，承担着全国近60%生活垃圾的终端处置任务;而厨余垃圾作为生活垃圾中占比最高、处置难度最大的组分(占比达40%-60%)，其单独处置存在工艺复杂、能耗偏高、资源化利用率低、二次污染风险突出等痛点。在此背景下，推动垃圾焚烧与厨余垃圾协同处理，整合两种处置方式的优势，破解各自处置瓶颈，实现“1+12”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已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固废协同处置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当前，国内垃圾焚烧与厨余垃圾协同处理仍处于探索完善阶段，部分项目已形成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但行业整体仍面临协同机制不健全、工艺适配性不足、资源化路径单一、政策保障不完善等现实问题。本文立足固废协同处置的政策导向与行业实际，结合国内一线协同处理项目实践，探析垃圾焚烧与厨余垃圾协同处理的核心逻辑、主流模式、现存痛点，提出贴合行业实操的优化路径，为行业同仁搭建科学高效的协同处理体系、提升固废处置效能提供参考，助力我国固废处置行业向“协同化、资源化、低碳化”转型。

　　垃圾焚烧与厨余垃圾协同处理，并非简单的“厨余垃圾送入焚烧炉焚烧”，而是以固废协同处置理念为核心，整合两种处置方式的工艺优势、资源优势与设施优势，实现厨余垃圾与焚烧垃圾的分类预处理、协同资源化、终端无害化的全链条融合，其核心价值体现在环境、经济、行业发展三大层面，底层逻辑则围绕“优势互补、资源循环、降本增效”展开。

　　从环境效益来看，协同处理可有效破解厨余垃圾单独处置的二次污染难题。传统厨余垃圾单独填埋易产生渗滤液、甲烷等污染物，污染土壤与地下水;单独堆肥则存在占地面积大、腐熟周期长、恶臭扰民、重金属超标风险等问题;而协同焚烧处置可将厨余垃圾经预处理后，与生活垃圾协同焚烧，彻底实现无害化处置，同时减少渗滤液、恶臭等污染物排放，降低环境管控压力。此外，厨余垃圾经预处理后产生的沼气可协同焚烧发电，实现能源回收，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从经济效益来看，协同处理可大幅降低两种固废处置的综合成本。一方面，垃圾焚烧厂可依托现有焚烧炉、发电系统、污水处理设施、烟气净化设施等，无需大规模新建厨余垃圾终端处置设施，节省设施投资成本与土地占用成本——据行业实践数据，依托现有焚烧厂建设厨余协同处理设施，投资成本较新建独立厨余处置项目可降低30%-50%，土地利用率提升40%以上，这也是深圳能源环保等企业推行协同处置模式的核心优势之一。另一方面，厨余垃圾经预处理后产生的有机质、沼气等可回收利用，补充焚烧能源来源，降低焚烧厂的燃料消耗成本;同时，焚烧炉产生的余热可用于厨余垃圾预处理(如脱水、干燥)，实现能源循环利用，进一步压缩运营成本。

　　从行业发展来看，协同处理可推动固废处置行业从“分散处置”向“协同整合”转型，完善固废处置体系。当前，我国固废处置存在设施布局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处置效能偏低等问题，部分地区垃圾焚烧厂负荷不足，而厨余垃圾处置设施缺口较大。协同处理可实现设施资源共享，提高焚烧厂负荷率，填补厨余垃圾处置缺口，推动形成“分类收集-分类预处理-协同资源化-终端无害化”的全链条固废处置体系，提升行业整体处置效能。

　　垃圾焚烧与厨余垃圾协同处理的底层逻辑，本质是“扬长避短、资源循环”，实现两种固废处置方式的优势互补与全链条闭环。从两种处置方式的特性来看，垃圾焚烧的优势在于无害化彻底、处置效率高、可实现能源回收，但存在对垃圾热值要求较高、厨余垃圾占比过高易导致焚烧不稳定(结焦、腐蚀、烟气排放波动)等问题;厨余垃圾的优势在于有机质含量高、资源化潜力大，但存在无害化难度大、处置成本高、二次污染风险突出等问题。

　　协同处理通过“预处理分流-资源回收-协同焚烧”的流程设计，实现优势互补：一是对厨余垃圾进行单独预处理(破碎、脱水、分选)，去除杂质、降低水分，提升热值，避免直接进入焚烧炉导致的焚烧不稳定问题，同时分离出可回收利用的有机质、废油脂等资源;二是预处理后的厨余垃圾(干渣)与生活垃圾协同焚烧，利用焚烧炉的高温实现彻底无害化处置，解决厨余垃圾单独处置的污染难题;三是厨余垃圾预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气、有机质，以及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炉渣等，实现跨流程资源循环利用，形成“厨余预处理-资源回收-协同焚烧-余热利用”的闭环体系，既提升了资源化利用率，又降低了处置成本，这与义乌再生资源利用中心、宝安能源生态园等项目的实践逻辑高度契合。

　　结合国内固废处置行业实践，根据厨余垃圾预处理工艺、资源回收路径及与焚烧系统的融合程度，当前垃圾焚烧与厨余垃圾协同处理主要形成三种主流模式，不同模式适配不同地区的固废处置基础、厨余垃圾特性及焚烧厂规模，各有侧重、各有优势，以下结合典型项目实践详细解析。

　　该模式是目前国内应用最广泛、最成熟的协同处理模式，核心逻辑是“厨余垃圾单独预处理，干渣协同焚烧，沼气辅助发电，余热循环利用”，适配大多数现有垃圾焚烧厂的升级改造，尤其适合厨余垃圾产量较大、焚烧厂负荷尚有富余的地区，潮州市湘桥深能环保有限公司厨余垃圾处理项目即采用此类模式。

　　具体流程为：一是厨余垃圾经分类收集后，运输至垃圾焚烧厂配套建设的厨余预处理车间，通过破碎、磁选、风选等工艺，去除骨头、塑料、金属等杂质;二是采用压榨脱水工艺，将厨余垃圾水分降至60%以下，提升热值(从原来的800-1200kcal/kg提升至1800-2200kcal/kg);三是脱水后的厨余干渣送入焚烧炉，与生活垃圾协同焚烧，利用焚烧炉高温(850℃以上)实现无害化处置，焚烧产生的热能推动汽轮机发电;四是预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气(主要成分为甲烷)经收集、净化后，送入焚烧炉辅助焚烧发电，或用于锅炉点火，实现能源回收;五是焚烧炉产生的余热，部分用于厨余垃圾脱水后的干燥处理，进一步提升干渣热值，降低焚烧能耗，形成能源循环。

　　该模式的优势的是工艺成熟、操作简单、投资成本低、适配性强，可依托现有垃圾焚烧厂快速落地，无需大规模新建设施，同时实现了厨余垃圾的无害化与资源化，处置效率高。例如，潮州市湘桥深能环保厨余垃圾处理项目，日处理厨余垃圾200吨，依托现有焚烧厂设施实现协同处置，不仅解决了当地厨余垃圾处置难题，还通过沼气辅助发电、余热循环利用，年均节省能耗成本近百万元，实现了环保与效益的双赢。其不足是资源化路径相对单一，主要以发电为主，厨余垃圾中的有机质未能充分回收利用。

　　该模式以“资源化优先”为核心，重点挖掘厨余垃圾的有机质资源，核心逻辑是“厨余垃圾先经厌氧发酵产生沼气，发酵残渣协同焚烧，焚烧余热助力厌氧发酵”，适配厨余垃圾有机质含量高、产量稳定，且具备厌氧发酵工艺基础的地区，义乌再生资源利用中心即采用此类模式的延伸版本(厌氧发酵+沼气发电+残渣协同处置)。

　　具体流程为：一是厨余垃圾经分类收集、预处理(破碎、分选、脱水)后，去除杂质，送入厌氧发酵罐，在密闭、无氧环境下，通过微生物作用，将有机质分解为沼气(甲烷含量约60%-70%)和发酵残渣;二是沼气经净化、脱硫处理后，用于发电或作为清洁能源利用(如锅炉燃烧)，发电后的余热可用于厌氧发酵罐的保温(厌氧发酵适宜温度为35-38℃)，降低保温能耗;三是厌氧发酵产生的残渣(含水率约70%-80%)，经脱水处理后，送入垃圾焚烧炉协同焚烧，实现残渣的无害化处置，同时回收焚烧热能用于发电或余热利用;四是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渗滤液，送入垃圾焚烧厂的渗滤液处理系统统一处理，达标排放，避免二次污染。

　　该模式的优势是资源化利用率高，可充分回收厨余垃圾中的有机质，产生沼气等清洁能源，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同时发酵残渣协同焚烧实现无害化处置，形成“厌氧发酵-沼气利用-残渣焚烧-余热循环”的闭环，环保效益突出。例如，义乌再生资源利用中心，日处理餐厨、厨余垃圾530吨，采用中温厌氧、沼气发电技术，将厨余垃圾与地沟油协同处置，引进DCS全自动控制系统，实现无人值守智能卸料，臭气排放达到一级标准，年均沼气发电量可满足自身30%的能耗需求。其不足是投资成本较高、工艺复杂度高，对运营管理水平要求较高，适合资金实力较强、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或大型城市。

　　该模式是前两种模式的优化升级，核心逻辑是“分类预处理+多元资源化+终端焚烧”，既回收厨余垃圾中的有机质(用于制作生物有机肥、饲料添加剂等)，又实现残渣的协同焚烧，兼顾资源化、无害化与经济性，适配厨余垃圾品质较高、资源化需求较强的地区，是未来协同处理的重要发展方向，深圳能源环保在部分能源生态园项目中已逐步探索此类综合利用模式。

　　具体流程为：一是厨余垃圾经精细预处理(破碎、分选、脱水、脱油)后，分离出废油脂、有机质、杂质和厨余干渣;二是废油脂经精炼处理后，用于生产生物柴油等产品，实现资源化回收;三是有机质经腐熟、干燥、粉碎等工艺，制作生物有机肥，用于农业、园林绿化等领域，实现“变废为宝”;四是杂质(塑料、金属等)经分选后回收利用，无法回收的送入焚烧炉焚烧;五是厨余干渣与生活垃圾协同焚烧，实现无害化处置，焚烧余热用于预处理环节或发电，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渗滤液、臭气，依托焚烧厂现有设施统一处理，达标排放。

　　该模式的优势是资源化路径多元，可最大化挖掘厨余垃圾的资源价值，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兼顾，同时实现了固废的全链条综合利用，符合“无废城市”建设理念。其不足是工艺复杂、投资成本高、对厨余垃圾的分类纯度要求较高(需减少杂质混入)，运营管理难度较大，目前国内应用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或大型能源生态园，如宝安能源生态园餐厨垃圾协同处置项目，在实现协同焚烧的基础上，逐步拓展有机质回收利用路径，提升资源循环效率。

　　尽管垃圾焚烧与厨余垃圾协同处理具备显著的优势，且已有多个项目落地实践，但结合国内行业现状来看，由于协同机制不健全、工艺适配性不足、政策保障不完善等原因，行业整体仍面临诸多核心痛点，制约了协同处理模式的规模化推广与效能提升，这些问题在中小型项目中表现尤为突出。

　　前端分类与收运是协同处理的基础，当前国内多数地区仍存在“分类不精准、收运混装”的问题，导致厨余垃圾中混入大量塑料、金属、玻璃等杂质，不仅增加了后端预处理的难度与成本，还可能影响焚烧炉的稳定运行(如杂质卡顿设备、加剧炉排磨损)，降低协同处置效能。部分地区虽然推行了生活垃圾分类，但居民分类意识薄弱、分类指导不足，厨余垃圾与其他垃圾混装混运现象较为普遍;同时，厨余垃圾收运体系不完善，缺乏专用收运车辆与中转设施，收运过程中易产生渗漏、恶臭等二次污染，且收运效率偏低，无法满足协同处理的连续稳定需求，这也是多数协同项目面临的共性难题。

　　垃圾焚烧与厨余垃圾的工艺适配性，是影响协同处置效能的核心因素。当前，部分协同处理项目存在“重建设、轻适配”的问题，未结合厨余垃圾特性与焚烧厂现有工艺进行个性化设计，导致工艺衔接不畅、处置效能偏低。一方面，部分焚烧厂未对现有焚烧系统进行优化改造，厨余干渣送入后，易出现焚烧温度波动、结焦、腐蚀等问题，影响焚烧炉使用寿命与烟气排放达标稳定性;另一方面，厨余垃圾预处理工艺选择不合理，部分项目采用简单脱水工艺，未充分去除杂质与油脂，导致厨余干渣热值提升不明显，无法充分发挥协同焚烧的能源回收优势;此外，厌氧发酵与焚烧的协同衔接不够顺畅，发酵残渣脱水不彻底，送入焚烧炉后增加能耗，影响焚烧效率。

　　协同处理需要焚烧企业、厨余处置企业、环卫部门、环保部门等多方协同配合，但当前国内多数地区缺乏完善的协同机制，导致各方权责不清、沟通不畅、资源共享不足。一方面，焚烧厂与厨余处置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部分焚烧厂不愿接收厨余垃圾(担心影响焚烧稳定、增加运营成本)，而厨余处置企业缺乏终端处置渠道，导致协同处置难以落地;另一方面，资源共享与利益分配不合理，焚烧厂利用自身设施承担了厨余垃圾的终端处置任务，但未获得相应的补贴或收益补偿，而厨余处置企业的资源化收益未与焚烧厂共享，影响了各方参与协同处理的积极性。此外，行业内缺乏统一的协同处置标准，不同项目的工艺选型、处置指标、资源化评价差异较大，也制约了协同模式的规模化推广。

　　垃圾焚烧与厨余垃圾协同处理属于公益性较强的项目，前期投资大、投资回报周期长(通常为8-12年)，需要完善的政策保障与充足的资金支持。当前，国内针对协同处理的政策体系仍不完善，缺乏专门的协同处置管理办法与技术标准，对协同处理项目的补贴政策不明确、补贴力度不足——部分地区仅对单独的垃圾焚烧或厨余处置项目给予补贴，对协同处理项目未出台针对性的补贴政策，导致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同时，资金支持渠道单一，主要依赖企业自有资金与银行贷款，缺乏社会资本参与，部分中小型企业资金实力不足，无法承担协同处理项目的投资与运营成本，尤其是中小型焚烧厂，难以开展配套的厨余预处理设施改造，制约了协同模式的推广。

　　协同处理涉及厨余预处理、厌氧发酵、垃圾焚烧、资源回收等多个领域，需要既懂固废处置工艺，又懂协同运营管理、数据分析的复合型人才。当前，国内固废处置行业人才短缺问题突出，尤其是协同处理领域，现有从业人员多为单一领域出身(如仅懂垃圾焚烧或仅懂厨余处置)，缺乏对协同工艺、资源循环利用、多系统联动管控等相关技能的掌握。同时，企业缺乏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从业人员的技能更新滞后于技术发展，面对协同处理中的复杂问题(如工艺衔接故障、烟气排放波动、沼气安全管控等)，难以快速有效处置，导致协同处置设施无法充分发挥效能，甚至出现安全隐患，这也是部分协同项目运营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针对当前协同处理模式存在的痛点，结合行业实践经验，需立足“固废协同、资源循环”的核心导向，从前端分类、工艺适配、协同机制、政策保障、人才培养五个方面发力，优化协同处理模式，提升处置效能，推动协同处理模式规模化、标准化、高质量推广，同时借鉴深圳能源环保、义乌再生资源利用中心等先进项目的实践经验，形成可复制、可落地的行业方案。

　　前端分类与收运是协同处理的前提，需构建“分类精准、收运高效、中转有序”的前端体系。一是强化生活垃圾分类宣传与指导，提升居民与商户的分类意识，明确厨余垃圾的分类标准(如禁止混入塑料、金属等杂质)，在社区、餐饮场所设置专用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安排专人指导分类，从源头提升厨余垃圾纯度。二是完善厨余垃圾专用收运体系，配备密闭式专用收运车辆，实现“分类收集、密闭运输、专人管理”，减少收运过程中的渗漏、恶臭等二次污染;合理布局厨余垃圾中转设施，提升收运效率，确保厨余垃圾及时运输至协同处置设施，避免长时间堆放变质。三是建立前端分类与后端处置的联动机制，加强对前端分类、收运环节的监管，将分类准确率、收运纯度与后端处置补贴挂钩，倒逼前端分类与收运质量提升，同时推行收运管理一揽子解决方案，借鉴深能环保的服务模式，实现分类、收运、处置一体化管控。

　　结合厨余垃圾特性与焚烧厂现有工艺，优化协同处理工艺设计，实现工艺衔接顺畅、效能最大化。一是个性化选择厨余垃圾预处理工艺，针对厨余垃圾杂质多、水分高、油脂含量高的特点，采用“破碎+分选+脱水+脱油”的精细预处理工艺，充分去除杂质与油脂，将厨余干渣水分降至55%以下、热值提升至2000kcal/kg以上，确保适配焚烧炉运行要求;对于有机质含量高的厨余垃圾，优先采用厌氧发酵工艺，挖掘资源化价值，同时优化发酵残渣脱水工艺，确保残渣含水率达标后送入焚烧炉。二是优化垃圾焚烧系统，对现有焚烧炉进行升级改造，优化炉排设计、调整配风比例，提升焚烧炉对厨余干渣的适配性，避免出现结焦、腐蚀等问题;完善烟气净化系统，加强对焚烧过程中NOₓ、SO₂、颗粒物等污染物的管控，确保烟气排放稳定达标，可借鉴义乌再生资源利用中心的除臭工艺，实现点源面源全覆盖，提升环保管控水平。三是构建工艺协同联动系统，实现预处理、厌氧发酵、焚烧、余热利用等各环节的联动管控，通过智能化手段优化工艺参数，提升协同处置效率，降低能耗，例如，利用焚烧余热精准调控厌氧发酵温度、厨余预处理干燥温度，实现能源循环高效利用。

　　建立多方协同、权责清晰、利益共享的协同机制，激发各方参与协同处理的积极性。一是明确各方权责，建立焚烧企业、厨余处置企业、环卫部门、环保部门的协同工作机制，明确各方在分类收运、预处理、协同焚烧、资源化利用、环保监管等环节的权责，加强沟通协调，解决协同处置中的衔接难题。二是优化资源共享与利益分配模式，推动焚烧厂与厨余处置企业共享设施、共享资源(如焚烧厂的渗滤液处理系统、烟气净化系统，厨余处置企业的预处理设施)，降低双方运营成本;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将厨余垃圾资源化收益(如沼气发电、生物有机肥销售、废油脂回收收益)按比例与焚烧厂共享，同时给予焚烧厂相应的厨余垃圾处置补贴，补偿其运营成本增加的部分。三是加快完善行业标准体系，由行业协会联合先进企业、科研机构，制定统一的协同处理技术标准、工艺规范、处置指标与资源化评价体系，明确不同模式的适用条件、工艺要求与成效评价标准，推动协同处理模式规范化、标准化发展，避免“各自为战”。

　　完善政策保障体系，拓宽资金支持渠道，提升企业投资积极性，推动协同处理模式规模化推广。一是出台针对性的政策扶持措施，政府部门应制定专门的垃圾焚烧与厨余垃圾协同处理管理办法，明确协同处理项目的审批流程、补贴标准、环保要求，对协同处理项目给予税收减免、资金补贴、信贷支持等优惠政策，尤其是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补贴力度，降低其投资与运营压力。二是拓宽资金支持渠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协同处理项目建设与运营，采用PPP模式、融资租赁、专项贷款等方式，解决企业问题;建立协同处理专项基金，用于项目投资补贴、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三是加强政策引导与推广，总结国内先进协同处理项目(如潮州市湘桥深能环保厨余项目、义乌再生资源利用中心)的实践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尤其是在厨余垃圾处置缺口大、焚烧厂负荷不足的地区，优先推动协同处理项目建设，实现设施资源优化配置。

　　构建“培养+引进+激励”的人才体系，提升协同处理项目的运营管理水平与技术水平。一是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企业应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开展针对性的人才培训，开设固废协同处置、厨余预处理、厌氧发酵、垃圾焚烧等相关课程，培养具备多领域知识与实操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定期组织从业人员开展行业交流、实操演练，学习先进项目的运营管理经验，提升其应对复杂问题的处置能力，可借鉴深能环保的运营托管模式，引进专业团队开展人员培训与技术指导。二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吸引具备固废处置、协同运营管理、数据分析等相关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加入，完善人才梯队建设，重点引进技术骨干与管理人才，提升项目运营管理水平。三是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将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工作成效与薪酬待遇、晋升机会挂钩，激发其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提升技能、创新工作方法，为协同处理模式的优化完善提供人才支撑。

　　在固废协同处置成为行业发展主流的背景下，垃圾焚烧与厨余垃圾协同处理，作为破解我国生活垃圾处置难题、推动固废资源化循环利用的重要路径，既整合了两种处置方式的优势，破解了各自的处置瓶颈，又实现了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符合“双碳”战略与“无废城市”建设的核心要求，也是深圳能源环保等行业龙头企业重点布局的发展方向。

　　当前，垃圾焚烧与厨余垃圾协同处理模式仍处于探索完善阶段，面临前端分类不精准、工艺适配性不足、协同机制不健全、政策保障不完善、专业人才短缺等痛点，制约了其规模化推广与效能提升。但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迭代、协同机制的不断完善、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协同处理模式必将逐步走向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

　　未来，推动垃圾焚烧与厨余垃圾协同处理，需坚持“固废协同、资源循环、降本增效、绿色低碳”的核心导向，立足行业实际，优化前端分类与收运体系，提升工艺适配性，健全多方协同机制，强化政策保障与资金支持，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同时借鉴国内先进项目的实践经验，不断探索适配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协同处理模式，最大化挖掘固废资源价值，提升固废处置效能。

　　相信在政府、行业、企业的协同发力下，垃圾焚烧与厨余垃圾协同处理模式将逐步成为我国固废处置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推动固废处置行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建设“无废城市”注入新的动力，真正实现“垃圾变资源、固废减量化”的行业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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